李德裕谪居唐代天涯的岁月

李德裕（787—849），字文饶，唐代赵郡赞皇（今河北省赞皇县）人。他与其父李吉甫均为晚唐名相。唐文宗时，受李宗闵、牛僧儒等牛党势力倾轧，由翰林学士谪为浙西观察使。太和七年，入相，复遭奸臣郑注、李训等人排斥，左迁。唐武宗即位后，李德裕再度入相，执政期间外平回鹘、内定昭义、裁汰冗官、协助武宗，功绩显赫。会昌四年八月，进封太尉、赵国公。

　　李德裕是唐代著名宰相，也是晚唐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他品高志远，爱国恤民，出将入相，功丰绩伟。为了维护朝廷正义与社稷大局，他疾恶如仇，以不坠青云之志，始终与结为“朋党”的奸邪侫臣作不懈斗争，以致不断遭受政敌的诬陷、打击与迫害，四次被挤出京城，两度罢免宰相，最后投荒海南岛，流放到唐代振州（即今三亚），在窘迫中悲愤而死。

　　海南有奇缘，天涯蕴忠魂。李德裕自古被尊为海南“五公”之首，受到历代海南人民的景仰。曾经作为李德裕流放地的今日三亚，依然保留着深深的历史记忆，继续讲述着他在唐代振州最后岁月的故事。

  治国宰相功高遭贬

　  李德裕幼有壮志，苦心力学，尤精《汉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他以门荫入仕，在宪宗至武宗五朝期间，历任四川节度使、浙西观察使、兵部尚书、左仆射、监察御史等要职，在文宗、武宗朝两度出任宰相，以雄才大略，成就功业，获晋太尉、封卫国公，成为了晚唐时期难得的治国宰相，获后世誉为“万古良相”、“一代伟人”。

　　时年47岁的李德裕，在文宗朝首次拜相，主政期间，破除朋党，打击豪强，选贤举能，抑制专权，朝制为之一新。武宗皇帝即位后，54岁的李德裕再度出任宰相，主政六年间，他面对内忧外患的晚唐时局，厉行新政，力挽狂澜，在政治上力挫夹私攻讦的“朋党”，抑制宦官擅权之弊；在军事上重视边防，平定边疆叛乱，削除藩镇割据，巩固了中央集权；在民政上移风易俗，厉禁佛教泛滥蠹政害民；革除科举考试弊端，广开才路，奖拔有实际才能的寒素之士；劝诫皇帝以民生为计，戒奢侈，罢索供，舒缓民怨，富民安民。在李德裕的励精图治下，大唐帝国一度恢复生机，呈现中兴局面。武宗皇帝论功行赏，加封太尉、卫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中国历史上称之为“中兴宰相”。

　　李德裕以治国为本，革新除弊，遏制了贪庸奸侫的既得利益者，更因过人才能与功高位重，不断遭到朝廷中结为“牛党”的牛僧孺、白敏中、令狐绹等政敌的妒嫉、诋毁与打击。会昌六年（846）三月，武宗去世。宣宗皇帝即位后听信谗言，忌惮李德裕功业震主，于会昌六年四月，罢免了李德裕宰相，由政敌白敏中取而代之。白敏中入相后，“牛党”掌权，李德裕及其协力人士，受到了排挤、贬黜等迫害。

在政敌蓄意构罪的迫害下，李德裕先被罢相，逐出京城，降至少子太保，闲居东都洛阳。刚到洛阳三个月，大中元年（847）十二月，即以“窜斥”治罪，逐出洛阳，贬为潮州编外司马。大中二年（848）正月，李德裕携家眷、族属自洛阳发遣，历尽跋涉之苦，五月方抵达潮州，席不暇暖，旋又加重罪行，处以“投荒服”。大中二年九月，62岁的李德裕最终被赶出中原大陆，自潮州流放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。中兴良相，功高遭贬。唐代海南岛，因之与李德裕结下不解之缘。

   谪配海南流放天涯

李德裕平生功业品德，彪炳史册，唯其流放海南岛上的贬居地，究竟是在唐代的崖州，还是振州，由于正史无确载，加上海南地方志各有所记，以及后人误读“贬制”等原因，致使讼争不息，莫衷一是。

　　在唐代宣宗朝，海南岛上的州级建置有振州、崖州、儋州、万州等四州，其中，崖州在岛北（今海口市域），振州在岛南（今三亚市域）。持贬居地在岛北崖州之说，以所贬李德裕“诏制”中有“可崖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”一辞为依据。其实，这无疑是误读。只要对当时再贬李德裕“诏制”作认真的解读，就不难得出答案，揭开悬谜。

　　从自潮州再贬李德裕“诏制”的内容上看，李德裕并不是贬来海南岛任“崖州司户参军”的。宣宗皇帝将李德裕贬到海南岛，主要是按唐代律典加重对其治罪处罚。至于“诏制”中所提及的“可崖州司户参军置同正员”，并不是真正授给正员实职，名义上的“司户参军”，只是个虚衔，而“员外置同正员”，才是至关重要的关键词。按唐代官制，所谓“员外置同正员”，就是在正员编制之外安置的人员，此类“官员”，既不能厘务，也无衙舍可居，只是象征性给予同正员职级薪俸而己。唐代崖州建制级别属下州，按编制只配置1名执掌地方户籍的司户参军，品级从八品下。贬诏中“可崖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”，这就是说，在编外安置期间，可给予如同崖州司户参军正员一样的薪俸。由此可见，李德裕被贬到海南岛上，还不是“司户参军”正员，而只是仅可领取从八品下薪俸的编外非正式官。古代广东及海南地方志在“秩官志”中，只志其为“崖州司户参军”，而舍掉了最关键的“员外置同正员”，这严格说来是不尽准确的。

　　从“贬制”中对李德裕施以的惩罚上看，李德裕己是被处以流放服刑的罪犯。李德裕罢相后，降为留守东都太子少保，虽然被削夺了全部实权，但政敌仍容不得他“尚居保傅之荣，犹列清崇之地”，继续诬陷构罪，以致将“留守”改为“窜斥”，把他逐出洛阳，流窜到大陆濒海边缘的潮州。既窜潮州，政敌仍不甘罢休，人还在遣送途中，即又以“数罪未穷”，“积恶既彰，公议难抑”为由，加重处罚，将“窜斥”改为“移投荒服”，最终达到把他投荒流放遐荒绝岛目的。所谓“荒服”，是古代以京城为中心划分距离远近的“五服”之一，指离京城最僻远的地方。唐代律典中的“投荒服”，是仅次于处死的惩罚。此外，再贬李德裕“诏制”中还特别强调：“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这表明皇帝告知天下，李德裕己是“大恶不赦”的罪犯。这对李德裕来说，意味着此生己不能得到朝廷的赦免，更没有往回量移的机会了，唯有在流放地终身服刑，等待死亡。

　　唐代离京都最僻远的南方州郡是振州，相对崖州而言，振州才是名符其实的“荒服”之地。在不到一年时间内，迟暮之年的李德裕被累加罪名，一贬再贬，这足以说明，政敌是迫不及待置之于死地。既达目的，弹冠相庆的政敌岂容其寓居趋于开化的岛北崖州，借奉“诏制”行事，将他流放到离京都最遥远的岛南振州这一天涯绝境，以投荒代诛，这才更接近当时李德裕所处的政治背景与历史事实。（录自《天涯社区·人物传说》）